上海新规入学要居住证 赶人政策治不了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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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规入学要居住证 “赶人”政策治不了城市病


揣着“赶人”为城市减负的思维，本身也会降低城市活力和发展速度。

【侨报10月26日“四合院”时评】近日，上海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遭遇“招生荒”，不少农民工却抱怨子女“无学可上”。对立的背后，是大城市病缠身的上海提高入学门槛的直接结果。

根据上海新规，获得居住证的农民工子女才有资格入学，但居住证是不少农民工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也被认为是上海为解决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等大城市病而开出的新药方。官方期冀，严苛的入学条件能倒逼农民工为了子女教育而返乡。无独有偶，北京近年也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设置诸多门槛，就连不少白领也叫苦不迭。

仅靠“教育赶人”并不能与解决城市病划等号。比如，很多父母并不会将子女能否在大城市入学作为去留城市的考量，这也是为何中国有那么多留守儿童的原因。何况，尽管子女没书读，众多农民工还会选择蹲守大城市。当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缺失、疏于管教，往往又带来其他层面的社会问题。

除了“教育赶人”，京沪等大城市近年还出现了“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等政策。但事实都证明，这些行政手段未能起到预期效果，北京等城市屡次打破了官方制定的人口天花板。例如，2005年北京提出2020年要将人口控制在850万，但今天的北京早已突破2000万。

何况，一直揣着“赶人”为城市减负的思维，本身也会降低城市活力和发展速度。外来务工人员，不是洪水猛兽，相反他们一直是大城市有序运转的主力军，也是稀释大城市老龄化压力的重要群体。再者，人口大量涌入的现实，也带动了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以及大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让其变得更加现代化、国际化。

说到底，人口涌入大城市是一个市场行为，要破解城市病，还需通过市场来调节。哈尔滨、沈阳等城市也是大城市，但在北上广等城市面前，其吸引人口的能力相形见绌。归根结底，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的必然结果。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人口自然会合理流动，而不会再憋足了劲涌向京沪等大城市。另一方面，美欧等国也曾深受城市臃肿的困扰，但它们最终通过建立卫星城、完善交通网络等科学的城市规划，治愈了大城市病，这也是中国应该借鉴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