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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40年前这场大批判科幻界就不止一个刘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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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9 07:4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没40年前这场大批判,中国科幻就不止一个刘慈欣


“他从未长大,却从未停止过成长。”

——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

“逝于2008年3月19日”

代表作品:《2001太空漫游》

……

怕了吗?对不对?

怕了吗?对不对?


01.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一部名为《未来世界》的电影被引入中国。那是首部引进的科幻片。很多人为了看它,排了大半夜的队。中国广播还把它做成短剧连播4天。这电影其实是个续集,它第一部叫《血洗乐园》。

多年后,导演诺兰他弟将其拓展成了一部著名美剧,名为:《西部世界》。

对于70年代末的国人而言,观影《未来世界》是种从未有过的眩晕体验。这是他们大多数有生以来第一部科幻片。这个大多数,也包括刘慈欣。不过,相较于别人,大刘对科幻早已不陌生。许多人还在时代洪流中感受人性黑暗时,刘慈欣就偷偷从他爹的箱子里,翻看到了《地心游记》。

如果没有文革,刘慈欣八成是个北京人。很不幸,他父亲被下放到了阳泉。

阳泉是“武斗”重灾区。他又被送到河南姥姥家。在村里,他记下了饥饿、贫穷、煤油灯,还记下7岁那年,一颗名叫“东方红”的卫星从夜空划过。那晚,他担心它撞上其他星星。后来才知道,它们相隔很远。

那是在听说“光年”这个单位后,刘慈欣明白了宇宙的辽阔。他迷恋上了这种奇异感。关于宇宙的瑰丽想象,从此在他心头无限延展。

小学二年级时,大刘回到阳泉读书。父亲从北京带来一口大箱子,里面很多“禁书”。莎士比亚、苏联小说,读完都没兴趣。直到读完凡尔纳的小说,大刘感觉一个新世界被打开了。后来他回忆说,感觉这种书,就是为我写的。他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说,这叫科学幻想。

一颗名叫“东方红”的卫星从夜空划过

一颗名叫“东方红”的卫星从夜空划过


“大刘对它有很深的记忆”

那时候,文艺贫乏到无法想象。更没人知道什么叫科幻。刘慈欣只能把《地心游记》和一些科普书籍翻来覆去看。在父亲办公室的《参考消息》上,他听说外国有部《星球大战》上映,却想象不出那是什么。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科幻小说迎来一波春潮,他读到《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才感到生活被点亮。他把市面上所能找到的科幻小说、科幻期刊读了个遍。

1981年冬,大刘看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激动不已:

“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这段时期,刘慈欣的人生毫无特别。他也贪玩,也跟人打架。上小学时幻想过当一名科学家。长大后,发现那太遥远,觉得当个工程师就够了。他学习中上等,不是很爱跟人说话。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水电工程专业。大二那年,他发现周围的科幻小说,突然变少了。

刘慈欣可能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上广播消息带给他的战栗。那是1983年的某个早晨,他听到“科幻小说”被定性为“精神污染”,这个如今看来无比遥远的词汇,在那一年让中国科幻一夜入冬。

没有了,无论杂志、小说,都不再被出版。刘慈欣只能猛学外语,去外文书店站着看原版书。几十块一本,根本买不起。看太久,就会被店员哄走。

多年后,他才知道整件事的全貌,知道中国科幻遭遇了怎样的重击。

02.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幻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峰。当时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科幻创作,并将其定位为儿童文学、科普读物。

这期间的作品,都很青涩。《我们爱科学》《儿童时代》《中国少年报》成为科幻主阵地。可惜,还没等作者和作品发育完全,前前后后的运动,就中断了这波创作潮。直到文革结束,科学热兴起,科幻小说才回光返照。

1978年,邓公主持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一句“春天要来了”,令广大科幻文学创作者为之振奋。在时代号角下,他们纷纷提笔。在这种氛围下,科幻期刊如雨后春笋。《科幻海洋》、《科学文艺》、《智慧树》等专刊先后诞生。《科学周报》设8版增刊,将其命名为《中国科幻小说报》。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也支持科幻小说发表。

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


“一代人的科普启蒙读物”

有了广袤的阵地,自然会诞生优秀的闯将。

1978年,叶永烈文革前写好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首印100万册,前后卖了300万册,影响一代人。后来“小灵通电话”的名字,正出自于此。童恩正写下《珊瑚岛上的死光》,其中的爱国情怀令读者振奋。1980年,小说被拍成电影上映。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则代表了当时科幻的最高成就,拿了两次少儿文艺一等奖。他的《地球的镜像》,成功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他本人甚至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

此外,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都相继出版。与50年代青涩的创作不同,他们不再把科幻定位为少儿读物,在文革后的反思浪潮下,和主流文学一样,把目光对准了人性、历史,剖析社会,反思动荡,写人的异化。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那两年的中国科幻,都有了极大的跃升。

同时期,主流文学也对科幻抱以极大包容,《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入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飞向人马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冰心参与的《中国30年儿童文学编选》,将科幻单独列卷。那一年,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入选的科幻作品,就有24部。

1980年,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幻小说创作谈。此后,他们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四大金刚”。

《珊瑚岛上的死光》

《珊瑚岛上的死光》


“当年还有连环画绘本”

正是因为看到他们的身影,读完他们的作品,刘慈欣偷偷写起了小说。起初,他写的东西太稚嫩,没好意思投。等写出稍微满意的,投出去,又石沉大海。正在刘慈欣犹豫要不要继续创作时,意外发生了。

前一天还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中国科幻,突然间被判了死刑。

大刘选择了搁笔。

这一搁,就是将近20年。

20年后,当他的《鲸歌》发表时,中国科幻,早已变天。

03.

1979年的“科文之争”,成为了科幻小说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前奏。

早年所谓的科学文艺,更大程度担任的是科普工作。在苏联影响下,这一类创作更注重科学,而非幻想。郑文光早期的《从地球到火星》,曾引起一阵火星观测热。人们对科幻的认知,偏向实用性,希望它能告诉读者知识。叶永烈写《十万个为什么》,就拿过“中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的荣誉。

当时这批作家,知识背景都很硬。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在“科教兴国”大背景下,学界期望他们多写少儿科普,给祖国的花朵灌溉科学营养。

但科幻作家们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科幻小说和主流文学的责任一样,要关注人类的命运、历史的走向,要反思社会,洞察人性。

获奖的叶永烈

获奖的叶永烈


“获奖的叶永烈”

1979年,《大陆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小说是“伪科学”,还说科幻是儿童读物,不应该写成人话题,犯罪、爱情、社会黑暗,都不该写,写了,就是毒害祖国花朵。此后,双方论战不休。作家们认为,幻想是第一位的,这是文学,要有文学审美。科普派却觉得,科学才是第一位的,不科学就是胡扯,就是“反动”、“反科学”。

那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被问及如何做儿童科普,布里安诧异道,科幻是文艺,要立足社会,反映社会矛盾,科普不是它的工作。这回答给了叶永烈、郑文光们极大的鼓舞。

中国科普派却不吃这一套,对幻想派的攻击,反而愈演愈烈。

他们扒出了科幻作品中各种段落,攻击其中的不合理。《太平洋人》里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说,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小说里,复活的猿人制造陶罐,被评价为“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里的科考队,在珠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

那年,《中国青年报》的科普专栏,双方论战,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

很快,“科学之争”就被上升到意识形态,成了“资社之争”。

攻击作品没打垮你,那我就攻击你的立场行不行?

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却不能让对方满意,被科学派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叶永烈写的一篇艾滋病题材的预言小说,被某部门以“新闻混乱”为名拒发。最可笑的是,他因为高产,被批评为“唯利是图,一心赚稿费”。

批评浪潮涌起后,一位姓钱的老科学家,也加入科普派,并亲自撰文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重视科学发展,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要搞就搞那些有苗头、能实现的东西,科学要的是严谨,幻想是毫无边际的,这两者本身就互相敌对。

钱老科学家还说,现在有些科幻作品,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评论被《人民日报》转发后,主流对科幻的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

“科幻应当谈科学,而不是批评和质疑。”

此后,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被定性为“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就在争论还未尘埃落定时,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开始,钱老科学家又非常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讲话,给中国科幻扣上了一顶大帽子:

“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打着‘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它的影响面很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这几拳打下来,基本上把中国科幻作家们打得喘不过气。

郑文光,叶永烈

郑文光,叶永烈


“郑文光,叶永烈”

有意思的是,在那时,咱们钱老科学家,一边打击科学幻想创作,却一边为“隔空取药”“闭目听字”等人体特意功能站台,说千万要重视。咱也不知道文学幻想和怪力乱神,到底哪个更毒害青少年。反正后来,气功热了十年,一波又一波骗子大仙借机上位,害死了不少人。

这段往事,我之前写过。感兴趣,可以直接戳“骗子烧不尽,大师吹又生”。

说回正题。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展开,许多科幻杂志和出版社都风声鹤唳。在有关单位督察下,出版社停业整顿,杂志社纷纷关门。这期间,叶永烈的《黑影》被定性为“科幻中的《苦恋》”。《苦恋》是当年被打倒的典型,被批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还被上升到“否定爱国主义”。

狂风中,原本一本又一本势头火热的科幻期刊,一个接一个相继倒下。

阵地没了,闯将们也成了流民。

郑文光刚写完长篇《战神的后裔》,本要拿给《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突然接到上头的命令,宣布停刊。1983年4月26日,郑文光从编辑那里收到这个消息后,约好第二天取回文稿。结果,次日早晨,他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郑勉强能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

郑文光

郑文光


“注意看右手”

这一年,郑文光才54岁。

他的创作生涯,从此被中断。

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开始写人物传记(还写过钱大佬)。童恩正、萧建亨出国,其他作家无处发表,相继封笔。

中国科幻,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寒冬。

那时候,正在上大学的刘慈欣,感到无限失落。

再也读不到科幻小说,令他心灰意冷:

“心里面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

不知大刘日后回顾这段往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我只记得《三体》里,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

04.

黑暗袭来时,幸好还有一些微光存在。

关停风波下,四川一家名为《科学文艺》的杂志,从每月几十万册销量骤降到一万份。1984年,《科学文艺》收到通知:要么停刊,要么自负盈亏。

当时,编辑部只剩下7人,编辑只有4个,在科协的办公室也被缩减到两间。为了让他们过个好年,编辑谭楷写了一份“低俗小报”,跑去西安卖了5000块钱。在重压面前,《科学文艺》没有退缩。

最低迷时,《科学文艺》月销量只有6000册。杂志社不得已编了一套儿童读物出版来维持运营。由于作者少、作品稀缺,每月还要刊登一系列纪实文学来充数。纯粹的科幻小说,只占杂志的四分之一。

为了解决稿荒,1985年,他们联合《智慧树》创办了一个叫“银河奖”的征文大赛。结果大赛还没颁奖,《智慧树》先停刊了。

1989年,为了熬过寒冬,《科学文艺》更名《奇谈》,什么散文、科学评论、科学家传记、纪实文学,都发。只要杂志能活下去。

也就在那一年,刘慈欣做了个梦。赴京参加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在华北电力局招待所的三人间,他梦到一片无际的雪原,狂风卷起雪尘,天上一颗不知是太阳还是星星的东西,发出剌目的蓝光。他被梦惊醒,吓得一身冷汗。

靠着梦中景象带来的灵感,回去后,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初稿。这离他发表处女作,还有整整十年。

1979年第1期,《科学文艺》创刊号

1979年第1期,《科学文艺》创刊号


“1979年第1期,《科学文艺》创刊号”

这十年里,《科学文艺》一步步成长成了中国科幻的主阵地。

1989年,《科学文艺》的主编杨潇受邀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她带着两本英汉词典,赶到会场,提出1991年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请求。次年,她坐了整整八天火车,绕道俄罗斯,穿越欧亚大陆,抵达荷兰海牙,继续争取主办权。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也让科幻大会顺利落地中国。

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

同年,杂志抛弃了《奇谈》这个期刊名。

它把“科幻”这个曾经的敏感词,放进刊名。

将其命名为:《科幻世界》。

就在第二年,《科幻世界》迎来了第一个重要作者,王晋康。那年,王晋康已年过四旬。他喜欢给儿子讲睡前故事。随口编了几个科幻小说,儿子鼓励他写。王晋康写完,取名《亚当回归》。一次偶然,看到地摊上的《科幻世界》,抄下地址投过去。小说一万多字,作品主题很深。当时《科幻世界》为争取市场,读者定位是中小学生,就让王改一改。改完,删到了几千字。

编辑部读完,发现还不如第一版,干脆刊发原稿。

随后,王晋康又发表了几篇,均有读者来信支持,令他感动。他才坚持写下去。对中国科幻小说而言,这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王晋康出现以前,一般科幻作者无论在技术想象力、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人物塑造方面,都比较欠缺,而王晋康的出现,给很多作者,也给科幻文学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1991年成都的科幻大会上,还有一个参与者,大学生韩松。他连去成都的路费都凑不齐。又是《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编辑站出来,写信给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说这孩子写科幻,将来是大才,求您让他来吧。

齐民友二话没说,给韩松特批了400元。

诸位,那可是1991年的400元。

后来,韩松也成为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

1996年的《科幻世界》

1996年的《科幻世界》


“1996年的《科幻世界》”

这期间,《科幻世界》还在四处寻找科幻作者,挖掘创作潜力。其中就有核心作者何夕。他与王晋康、韩松各自发展风格,大大拓展了中国科幻的可能性。有人擅长哲思,有人擅长情感,有人擅长现实洞察。

如果说1991年的科幻大会,是把“科幻”二字摆上台面,那么1997年第二次举办大会,则让“科幻”扬眉吐气了一把。那次,除了作家,还有宇航员到场,上万名青年参会,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阿瑟·克拉克,通过卫星电话和互联网对《科幻世界》所做的工作表达赞许。

央视报道了当时的盛况,并将其列为年度十大文学新闻之一。

在寒冬中几度濒死的中国科幻,迎来了一次深呼吸。

两年后,杂志社编辑部又收到了一篇名为《鲸歌》的处女作。

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人:刘慈欣。

国际科幻大会

国际科幻大会


“国际科幻大会”

05.

在讲大刘前,得先说说他背后的男人。

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日后《三体》的爆红。

中国科幻遭遇重创那年,远在北国的姚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唯一的感受是科幻杂志越来越少。姚海军是个资深科幻迷。少年时代便沉迷郑文光等人的作品,每周步行数公里,去市里翻杂志。眼看市场萎缩,为了解更多科幻资讯,他开始搜集各类期刊边栏上的作者信息,跟他们一一联系。

就这样,他认识了郑文光这些老一辈作家,也认识了韩松这样的新生代,还认识了《科学文艺》的主编杨潇。1986年,技校在读的姚海军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自任社长。科幻杂志的编辑和骨干写手以及资深读者入会后,姚海军自己筹钱、组稿、印刷,推出了科幻爱好者杂志《星云》。

简陋的《星云》一期几十册,一年三期。科幻迷通过它来交流,分享科幻资讯,点评科幻小说。作家在上面预告新作。毕业后,姚海军被分配到林场做工人。白天,他挥汗如雨,夜晚,他在灯光下编《星云》,想象宇宙的辽阔。

随着《星云》影响力越来越大,订阅量也逐渐增多。

这为姚海军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仅邮费一项,就无法支撑。

1991年,科幻大会邀请他到成都,姚海军连路费都拿不出来。

1997年,科幻大会再次落地中国。先在北京,后去成都。姚海军以为又要遗憾一次。没想到,《星云》上的朋友们为他凑了一笔路费。

一路上,姚海军见到了各大科幻杂志的编辑,在北京地下室里与他们畅聊。大家送他离京时,韩松硬塞给他一百块钱。也正是在北京,《科幻大王》的副主编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杂志社工作。姚海军带着行李抵达太原。然而不久,《科幻大王》也销量堪忧。姚海军又被怂恿到了成都。

《科幻世界》的主编杨潇问他,你对岗位和工资有什么要求没有?

姚海军说,没有任何要求。

很长一段时间,姚海军都在办公室里拆读者来信。

大刘背后的男人,姚海军

大刘背后的男人,姚海军


“大刘背后的男人,姚海军”

后来,还是新任主编,日后靠《尘埃落定》拿茅盾文学奖的阿来力排众议,把姚海军提升为了杂志编辑。也就在那年,姚海军拆到一篇投稿,正文是当时还极罕见的电脑打印。只有落款是手写的。上面写着:

山西娘子关热电厂刘慈欣。

大刘寄来两个短篇,《鲸歌》和《微观尽头》。想象力大胆,气势恢弘,创新的科幻点子令人耳目一新。读完后,姚海军拿给其他编辑看,大家讨论了很久,越聊越兴奋。阿来看完后说,这是个好苗子。

两篇小说登上了《科幻世界》。紧接着,杂志又发表大刘的《宇宙坍缩》。同年,《带上她的眼睛》获“银河奖”一等奖。次年,《流浪地球》再次拿下特等奖。此后数年,刘慈欣成为了银河奖的霸榜作者。

说来很多读者不相信,那些飞扬的想象,都是在一个电站里完成的。

在那里,大刘就像一颗孤独的星辰。

06.

在单位里,没人知道刘慈欣写小说。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毕业。他本来获得了一个留京机会,能进中国水科院。最后关头,一个京籍学生顶上来,他被打回到了阳泉。最后的落脚点是娘子关电厂,去太原都要坐4个小时的火车。接下来数十年里,他将在这里负责计算机系统维护,直到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在那里,大家不叫他大刘,叫他:刘工。

没人知道刘慈欣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有何感受。他似乎没有怨气和抗争,反而安慰自己说,离父母近一点,方便照顾,也挺好。随遇而安的个性,让他对娘子关电站的一切感到满意。电厂被群山环绕,环境不可谓不闭塞。厂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2000多人在这里生活,有食堂、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和舞厅。一年到头,只有三四个月比较忙,其他时间都很清闲。

曾有人以为大刘在边远、贫寒中写作,刘慈欣说那纯属误会。他是高级工程师,福利很好,收入不低,还能借出差的机会旅游。

最方便的是,可以上班摸鱼,写小说。

大刘摸鱼的地方

大刘摸鱼的地方


“大刘摸鱼的地方”

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刘什么也没写。一是技艺还不纯熟,二是写了也很难发表。那时,他没女朋友,靠打麻将消磨时间。直到一天夜里,他输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又想起了在河南农村看到“东方红”的那个夜晚,想起宇宙的静谧、无垠,想起《2001太空漫游》带给他心灵上的震颤。人造卫星、童年的饥饿、文革时代的人性错乱、光年、星辰,这些概念开始在他脑海中碰撞。

平时,大刘在脑海中构筑情节,试图编出最奇绝的科幻创意,等到点子想得差不多了,再一口气写出来。练习阶段,他常写到心理疲惫。一旦觉得点子不够好,或难以打动自己,就会全篇推倒。

从写科幻小说第一天起,大刘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规则:小说的创意点一定要足够震撼,足够超前,如果在某篇科幻小说中看到类似创意,或在某本科学杂志上看到类似的科技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都直接放弃。

如此苛刻的写作,以至于经常半夜醒来,对自己的故事失去信心。

但也正是如此苛刻的写作,让刘慈欣成为了《科幻世界》难以动摇的头牌。

1999年后,刘慈欣成为杂志社成长最快、创意最新的作者。读者将其想象成一个冷峻的思考者,一个有几分英俊的男人。可实际上,发表《鲸歌》时,刘慈欣已36岁。现实中,他只是一个略显木讷长相普通的理工中年男人。上班打卡、接女儿放学、回家做饭。周围没人聊科幻。

他发表的那些东西,家里人从不看。

单位里也不知道他是作家,曾有同事对他说:

“刘工,我发现一个写小说的人和你重名。”

对此,刘慈欣只是笑笑。

没有名,也谈不上利,但刘慈欣一直在写。

姚海军、刘慈欣

姚海军、刘慈欣


“姚海军、刘慈欣”

有些东西似乎是天生的。1999年,《科幻世界》举办笔会。表面木讷的刘慈欣前往参加,酒量巨高,喝完,神采飞扬地聊天,滔滔不绝。跟他住同宿舍的科幻作者刘维佳注意到,大刘的幻想虽然无边无际,但他实际上是个非常擅长观察生活的作者,对现实细节的关注,远超其他人。

在宿舍里,大刘给他讲娘子关电站的奇事、山西抗战的历史,可以捕捉到非常具体、细微的生活场景。后来,大刘去东北出差,把路上趣闻讲给刘。数年后,刘在《三体》里看到同样的桥段,才明白刘慈欣可能时时刻刻脑子里都在攒素材和创意,任何一个可以用进小说的场景,都会自动储存。

对于核心创意,大刘极为敏感。《三体》第一部完成后,在杭州一次聚会上,几位科幻作家喝至酒酣,出题目说,如何能将杭州瞬间摧毁。其他人各自表态。大刘自信地说,你们这不算什么,依我看,应该把它降维成一幅二维山水画,再降维成一根一维的丝线。众人听罢,狂呼牛逼。

大刘酒醒后,懊悔不已。

幸亏这个创意,其他人没拿去用。

他写作的一条铁律,就是要写出别人未写出的东西。

那些年,在封闭的娘子关电站,写作无比孤独、艰辛,大刘却甘之如饴。

07.

千禧年后,科幻小说早已摆脱意识形态的争论。市场的考验,却成了新一代科幻作者眼前的高山。即便是科幻四大天王,也无法专职写作。

刘慈欣抱以巨大期待的《超新星纪元》,出版之后卖得一塌糊涂。这给业已成名的他巨大挫败感。他坚持写了十来年,只有一部《球状闪电》给他带去过相对不错的收入。前后加起来,也才3万元。

对于需要消耗极大脑洞和创意的科幻写作而言,这收入显得如此寒碜。

彼时,图书市场上青春文学、鸡汤文学、成功学书籍当道,随便一本,都能卖个上百万册。在经历80年代的重创,终于能直面市场后,中国科幻小说获得的却是一个极度边缘化的位置,甚至不如早已没落的纯文学。

一次书展上,有人问大刘,怎么看卫斯理系列小说,估计是想大刘嘲笑一下倪匡科幻的水平。结果大刘说,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怎么评价卫斯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达到卫斯理的销量。

逆风之中,姚海军开始想办法了。

在《科幻世界》,姚海军一步步成长为中坚力量。这时他提出一个想法,必须让中国科幻诞生一批有代表性的作者,要像青春文学一样,有明星作家。2004年,姚海军拿钱莉芳的《天意》试水,最终发行量超过十五万册,创下1983年以后中国原创科幻发行量最高纪录。

姚海军觉得这把稳了。在年度笔会上,他提出长篇计划,给几位重要作者分配了任务。当时,刘慈欣正在酝酿长篇。不久,大刘交出《球状闪电》。姚海军为其推出单行本。但只卖了几万册,两人都不满意。

当大刘把《三体》第一部交到姚海军手上后,姚读完,感觉这本书不同于大刘以往任何一次创作,密集的创意和宏大的视野,令人陶醉、窒息。于是,姚海军打破了《科幻世界》从不连载的先例,分八期连载《三体》。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很成功。《三体》单行本发行前,通过杂志,小说就建立了良好的粉丝基础。大刘也没让他失望,等到《黑暗森林》完稿,其中更加密集的创意和宇宙概念,令读者们热血沸腾。

头两部小说的出版,给刘慈欣在科幻界带来了极大的声誉,甚至被无数中国科幻迷视为“神”一般的作者。两部出完,大刘近三年没消息。大家都怀疑他还能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结局。2010年8月,姚海军拿到《三体》最后一部的初稿,连夜读完,激动得无法入睡。他知道,这将成为中国科幻的一座高峰。

2006年,连载中的《三体》

2006年,连载中的《三体》


“2006年,连载中的《三体》”

那一年,成都春熙路,《三体3》首发签售,现场被一帮科幻迷围得水泄不通,最后引来警察维护秩序。大刘第一次体验到了“明星”的感觉。

然而,也就是那年,一位主编被空降到《科幻世界》杂志社,引起诸多风波。社内空气压抑,很多人以为杂志要完蛋了。

那年笔会结束,作者的心情都不好。一方面是社内风波,一方面是科幻市场化堪忧,《三体》赢得了科幻迷的拥趸,但许多科幻杂志还是一办就死。如果《科幻世界》完蛋,那历经风雨的中国科幻,恐怕要失去最后的阵地。

谁也没想到,也正是在那年,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微博上位,大佬们的战争从PC端转到移动端。信息的传播速度,指数倍增长,许多原本小众的文艺作品经一帮话语权掌握者分享,突然更大面积地被仰望。这里面包括被老罗、韩寒竭力推荐的万青,也包括被无数互联网大佬珍视的《三体》。

大佬们多是理工科出身,移动端战争的爆发,又让他们对“黑暗森林”“技术爆炸”“降维打击”等理念,产生极大的共鸣。

2012年,《三体》疯狂出圈,大刘很快登上作家富豪榜。

随后,英文版推出。3年后,大刘拿下雨果奖,全国科幻迷为之沸腾。

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就在5年前的成都笔会上,有多少科幻作者心情沉重。很多人也无法想象,那晚,在成都花园城大酒店的门廊前,喝醉酒的刘慈欣,用近乎悲壮的语气对《科幻世界》前副主编杨枫说:

“不管中国科幻的未来怎么发展,我都是最后一个为它站岗的人。”

08.

1999年,科幻小说第一次出圈。

因为那年,第七期的两篇作品标题和题材,与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车”。许多反对孩子看闲书的家长,扭头抢购杂志。历年合订本一夜之间销售一空,杂志销量也猛增至近四十万册。

不怪家长们一窝蜂。那年,有两个考生就因为是《科幻世界》的粉丝,读了那期杂志,写作文时拿到了不错的分数。他们一个叫郭帆,一个叫龚格尔。多年后,一个是《流浪地球》的导演,一个是《流浪地球》的制片人。

那一年,也是大刘正式出道的日子。

23年后,《流浪地球2》里,“数字生命”的剧情又和“记忆移植”撞车。

23年,在时间的暗流中,命运打了个伏笔。

那年《心歌魅影》讲的就是记忆移植

那年《心歌魅影》讲的就是记忆移植


“那年《心歌魅影》讲的就是记忆移植”

今天,“科幻”的热度逐年攀升。在电影产业带动下,科幻小说也受到了更多关注。但只有中国科幻的创作者们知道,自上世纪40年代起,到2015年《三体》拿下雨果奖,中国科幻历经战乱、运动,再到精神污染的扣帽子和市场化的严峻考验,这半个世纪里,走过了一段多么艰难的路。

在历经这么多的苦难后,中国科幻能走出国门,中国科幻电影能诞生《流浪地球2》这样的作品,这背后有多少血泪,又充满多少遗憾。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曾被批判的魏雅华说:

“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200多种文学期刊、178种科普期刊,1000多种报纸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有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

后来,姚海军回望那个年代又说:

“所谓的‘中国科幻黄金时代’,不过是1979到1982这3年,远远无法将其称为一个时代。如今看来,不过是昙花一现。”

魏雅华将那次冲击,称为“中国科幻的大伤元气”。确实,时至今日,即便大刘已经享誉国际,接受采访时,他还是说:

“中国能长期稳定发表科幻小说的作者,不过二三十人。而这里面,能够靠科幻作品为生的人,目前恐怕只有我一个。”

甚至,《三体》卖爆后,大刘以前的作品,依然卖不动。

可见中国科幻,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大刘的身后,还有一群人

大刘的身后,还有一群人


“大刘的身后,还有一群人”

路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在运动冲击、市场冷遇中,中国科幻能结出一颗颗成熟的果子,能诞生《三体》这样出圈的作品,很难说是刘慈欣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科幻世界》的坚持,宁愿写低俗小报也不停刊,如果没有杨潇坐八天八夜的火车,去争取世界科幻大会,如果没有姚海军想尽一切办法推荐、策划科幻长篇出版,也许中国科幻,早就冻死在路上了。

《球状闪电》一开篇,父亲喝着酒说:

“人生的美妙就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

我想,这一定是7岁那年刘慈欣抬眼看见“东方红”卫星就体会到的感受。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他会夹着一本英汉词典,去外文书店站着看原版书。更是为什么在看不到科幻作品后,他感到人生一瞬间被掏空了。

没有这样的感受,不会有《三体》。没有这样的感受,《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和远在北方林场熬夜编《星云》的姚海军,也坚持不下来。

感谢这样的感受,中国科幻的文脉,才未断绝。

可能在大刘眼中,有这样的感受存在,才保证了狂风暴雨中的中国科幻,依然存活。

在《乡村教师》中,在那个贫瘠、饥饿充满愚昧的村庄里,一位老师临死前,无论如何要孩子们背下牛顿三定律。最终,这一执念帮助地球躲过了外星文明的打击,通过了文明测试,保留下人类的未来。

在剧烈的、个体难以承受的冲击面前,微寒的、不起眼的光亮,终于没让火种熄灭。在某种意义上,《科幻世界》的编辑、编《星云》的姚海军和韩松、大刘这些默默坚持十多年的作者,不就是那个怀抱执念的教师么?

未来什么样,谁也不清楚。

会不会诞生第二部《三体》,没有人知道。

但相信只要执念在,中国科幻抬头能看见的,就不会是漆黑的夜空。

就像大刘在《乡村教师》结尾写下的:

“他们将活下去,以在这块古老贫脊的土地上,收获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的希望。”


新浪网 作者 扒姐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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