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如何管理 “老上海”回忆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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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如何管理 “老上海”回忆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东方网记者蒋泽5月27日报道：64年前的今天，解放军攻占上海。解放之前，上海市区有国民党守军25万人，以及遍布市区内外的3000个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一万多野战卫星工事和两万多颗地雷。但与这些钢筋水泥的对手相比，解放军更亟需应对的，是如何管理这座当时远东最大城市。可以说，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上海。
　　决战前夕上海城里人心惶惶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此后，苏州、无锡相继解放，解放军直逼上海。而当时，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对共产党仍有不少传闻与谣言。徐令娴是当时工商界巨子徐美峰的女儿，她说：“当时对共产党的说法很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甚至说成是红眼绿头发，好像像魔鬼一样。”此外，解放军逼近上海的消息，也让不少资本家彷徨恐惧。徐令娴记得，当时许多资本家把钱汇出去，还有一些离开了上海，另一些人则在犹豫徘徊：自己想走，但是家里怎么办？辛辛苦苦搞下来的企业怎么办？各有各的考虑，总归人心惶惶。徐令娴的母亲则下令，全家人除了买菜的厨子，谁也不许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使解放军进军脚步突然停滞在江苏小城——丹阳。一旦攻取上海后，是否能平稳接管上海，成为对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有全局意义的政治天平。为了成功接管上海，中央决定，在丹阳对攻城部队和接管干部进行集训。陈毅为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军政干部做了入城报告。这些接管干部来自部队、北方根据地、上海地下党等各个方面，许多人没有城市管理经验，有些人甚至没有到过城市。陈毅特别谈到部队打进上海之后要如何对待市民，广大官兵应该如何适应不熟悉的城市接管工作，宣布了入城纪律，例如住宿不入民宅。并组织官兵反复学习《入城纪律》《外交纪律》《上海概况》。
　　当时担任陈毅秘书的陈鼎隆老人回忆：“当时毛主席、包括总前委所有同志，对上海怎么打、怎么接管都非常重视。陈毅同志从西柏坡回来以后，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说，上海解放了，你接管得不好，那就站不住脚。陈毅同志有一个形象的讲法，就像在瓷器店里捉老鼠，老鼠要逮住，瓷器不能打碎。”
　　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新政权多手段保上海民生
　　1949年5月25日清早，解放军占领了半个上海。一大早，零散的枪声传到了证券交易员翁祖恩的耳朵里，那天正是他原定结婚的日子。“一清早出门，上海已经天翻地覆了，我想和未婚妻商量婚礼怎么办，打电话过去发现居然畅通。”原来，开战之初，进攻者就设定了“不能破坏城市”的作战原则。毛泽东指出：“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结果，解放军坚持外围作战，付出伤亡3万余人的沉重代价，换得了今后上海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
　　掌管一座金融城市，远远不是保证电话线畅通就轻易达成的。1949年1月开始，蒋介石多次指示将上海中央银行金库内的黄金白银运往台湾。上海解放时，中央银行留在上海的准备金只有银元165元5角和900万股公司股票。上海的巨量人口和重要地位，容不得城市经济的运转发生片刻凝滞。人民币立刻被政府确定为唯一合法货币，银元禁止流通，共产党人试图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但上海是国内外投机资本的聚集地，长期以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造成市面上仍旧投机成风。当时的老百姓对人民币不抱信心，拿了人民币都去换银元。时任军管会金融处工作人员张振国回忆：“汉口路证券大楼像指挥部一样，每天的生意兴隆，九点钟以后就上市了，像赶场一样，买进卖出银元。”陈毅市长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指出，银元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市民对共产党管理经济能力的不信任。
　　1949年6月7日，中共华东局报党中央批准，决定动用军事手段，查封投机活动大本营——上海汉口路证券交易所。这一招确实起到了效果，银元价格立刻下跌50%，物价也开始回落。然而，军事手段无法完全代替市场规律。打击金融投机的斗争刚刚平息，上海的投机势力又开始炒卖粮食、棉纱、煤炭。7月11日到16日，六天中米价上涨96%，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一倍。
　　这一次，人民政府没有动用军事力量，而是大量向市场投放来自全国各地的米。但刚刚调来的米就被投机者抢购一空，人民政府就再从外地运米进城。经过多次较量后，囤积商家企图高价卖出的米，全部积压在手中，只得败退市场。一位共产党干部回忆：“当时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上上下下没有叫苦的，把省出来的米来供应上海的市民。”
　　顺利化解银元危机，巧妙平抑影响全国的物价风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上海已实现收支平衡，到12月底，收支相抵，财政结余70亿元人民币，新政权初步实现了保障城市民生的任务。
　　安抚人心 资本家女儿扛起了五星红旗
　　1948年，徐令娴随父亲搬进高安路1弄的大花园洋房，这座四层高的建筑至今看来依然非常时尚。徐令娴的父亲徐美峰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的经理，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家族产业庞大、威望很高。尽管很多人纷纷撤资，可父亲徐美峰并没有离开的打算，他们全家人决意留在上海。徐令娴说：“我爸爸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他总归是觉得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国外寄人篱下干什么？都说得共产党那么凶，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反正我想，再凶也不会凶过日本人，我们干嘛要出去？”
　　这个时候，良好的党员形象起到了安抚资本家的作用。“父亲和我说，卢绪章（时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杨延修（广大华行副总经理）也是共产党的头头。我说什么？还以为听错了。这两个这么正派的大资本家，怎么会是共产党呢？这样的共产党一点都不可怕，好像解除了恐惧的心理。”
　　在解放之初的日子里，陈毅市长每天一会甚至每天两会，苦口婆心向上海滩社会各界解释政策、寻求支持，以坦诚之心聚合了各利益阶层的不同诉求，最大程度地归拢了人心。著名艺术家秦怡说：“我们最喜欢听陈毅市长做报告，他有时候一做报告6个钟头。如果看起来这个人以前有点反对共产党，他就会做工作，这些人的立场马上开始转变。”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这首1935年首次出现在上海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歌曲，伴随中华民族走过十几年救亡图存的曲折路途。此时，资本家的女儿徐令娴在上海市民庆祝队伍中扛起了五星红旗。“当时心里觉得又新奇又是高兴，又是吃力，那种感受，真有点说不出话来。”徐令娴回忆。
　　国庆大典过后，证券交易员翁祖恩补办了原本应该在5月25日举办的婚礼，并且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1950年5月18日，舟山群岛解放。之前频繁轰炸上海的国民党飞机再也不会来了，上海各处居民纷纷庆祝，市民屈大勇在日记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自己跳了起来。”随着新政权在上海接管的全面成功，500多万市民与共产党人的命运在当时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