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Ji 发表于 2023-2-17 02:33:38

大事发生!山西掀起机构改革风暴 狂砸铁饭碗


大事发生!山西掀起机构改革风暴 疯狂砸铁饭碗

智谷趋势

大事发生了,山西正在疯狂地砸铁饭碗。


从省会太原,到下边的多个地级市,有六个人口小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的进行机构改革,击碎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铁饭碗的信仰。

而这把火,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省份。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

据媒体披露,2019年,山西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去基层调研,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全省的人口小县星罗棋布,大多数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编制又比较多,财政供养人员比例不是很合理,人浮于事。等、靠、要的思维盘踞多年!

这还得了?

回来之后,一场机构改革的大幕就从天而降。山西前后选了两批共六个县城做试点,计划用3~5年时间实现机构、编制、人员大幅度下降。

它们分别为:

长治市黎城县,人口13.4万人。

忻州市河曲县,人口12.3万人。

晋中市榆社县,人口11.1万人。

临汾市浮山县,人口9.8万人。

吕梁市石楼县,人口9.6万人。

太原市娄烦县,人口 9.1万人。

具体怎么改呢?

近半年来,这些县陆陆续续公布了改革成果。

我们以忻州市河曲县为例,该县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还减少了75个科级职数。

改革中,有903名事业人员超编。

对于这部分人,当地“采取到对口党政部门跟班学习锻炼、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多种方式,重新调整配备”。

高一点的村干部,低一点的网格员。瞬间阶层大变。

与此同时,这些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部分局长会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来兼任。

我们仍旧以河曲县为例。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该县目前有7位副县长,除1名挂职的副县长外,其余6名都兼任了六个主要部门的局长:

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乡村振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公安局、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动作。

以前县里边的决策流程是这样的,部门主任向分管副局长汇报,分管副局长跟局长汇报,局长再向分管副县长汇报,最后分管副县长把问题提交给县政府会议,在县一级层面进行讨论决策。

在一锤定音之前,就至少要经历股长——副科——正科——副处好几个层面。

改革之后,副县长之间就能以局长的身份直接沟通,一杆子插到底,减少各种会议,减少摩擦和扯皮,提高整个县的运作效率。



我梳理了一下,基本上每个县城的机构数量都减少30%以上,事业单位减少20%-76%,很多县城压缩编制1000个左右,几十乃至上百个科级职数优化。

这一招,不可谓不猛啊。

就在上百万大学毕业生疯狂考公,清华北大扎堆小县城的时候,山西却掀起了另一股别样的“毕业季”。



六个县的动作,只是山西机构改革的序幕,未来震中很可能会转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海报新闻报道,到2022年底山西6个试点“人口小县”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但是这轮机构改革的一些规划,推演至未来五年甚至十年。

这暗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县城会加入进来。

我统计了下,在山西全省117个县市区中,人口15万以下的小县一共有33个,占比超过1/4。

它们基本都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人口不断流失,属于“收缩类型”。这十年来,人口萎缩比例超过10%的县域数量为27个,萎缩超20%的为11个。

二是财政靠天吃饭,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放过去的话,这个路径依赖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就不太一样了。

去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为6.6万亿,同比下滑23.3%。全国税收16.6万亿,同比下滑3.5%。不少大城市都提出过紧日子。

或许,这就是近两年山西会加速机构改革的大背景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诚不我欺。

过去四十年,我们推行了几次大部制改革,但整个社会处于经济向上的周期,人员膨胀很难刹住车,经常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的循环。

在如今的大变局下,多年的怪圈说停就停。

无论如何,山西的改革带来了一个好处:对于人口萎缩的县城来讲,这回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就拿石楼县来说,这个县不到十万人口,改革后单位运行成本可降低5000余万元,人员经费可减少2200余万元。

再比方说河曲县,在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有望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等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全国、全世界都存在城市收缩的现象,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附属产品,一种自然规律。

如何随机应变,处理这种人口遗产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山西提供某种参照样本。

其先行意义不凡。



那么,山西的这把改革之火,是不是也会烧到其他省份呢?

早在几年前,发改委就连续两年在城镇化重点任务中点名收缩性城市。

2019年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

2020年明确要“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

这说明中央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支持类似的机构改革。



不久前,青海省的玛多县就应声而出,精简了20%的机构。类似青海玛多这样跟牌的队友,想必还会越来越多。

据统计,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下的有200多个,5万人以下的100多个。

除了山西之外,云南、河北、内蒙古、四川等地,也都是“人口小县”的集中之地。



我专门统计了一个名单,这些都是人口坍塌萎缩程度比较高的城市。

考公大军们,如果你不想人到中年就退休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YinJi 发表于 2023-2-17 10:16:45

东北撤街设镇 山西砸铁饭碗 一场大变革真来了

国民经略

城市收缩,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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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饭碗,不再“铁”了。

前不久,山西6个县试点探索“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多个行政部门被撤并精简,部分事业单位编制被缩减。

忻州市河曲县,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个领导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个事业编制核减为659个。

太原市娄烦县,全县9个县委机关减少至6个,26个政府部门降至16个,133个事业单位则削减了29个。

吕梁市石楼县,改革后,全县党政机构减少了37.1%,事业单位减少了31.1%,行政事业单位科级职数减少11.8%。

……

这些县有一个共同特点:人口小县,且人口面临持续减少的困境。

这6个试点县,常住人口多则13万人,少则不到10万人,属于典型的袖珍小县。

过去10年,这些小县人口还在持续萎缩,河曲县人口减少14.9%,娄烦县降低13.8%,石楼县减少13.4%。



与之对比,在中部和东部,百万人口大县屡见不鲜,作为第一县级市的昆山常住人口更是达200万人以上,超过了许多中西部地级市规模。



虽然人口大相径庭,但在如今的行政架构下,无论是10万人口小县,还是百万人口大县,行政部门、事业单位总量不会相差多少,县直事业机构动辄一两百个。

且不说经济和财政可负担性如何,人口萎缩本身就会带来一个严峻问题: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

为此,山西在全国率先开启人口小县机构改革,重点解决“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人浮于事等突出问题”。

这一切还只是开始。

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全国户籍人口不足50万的县(市)共有1257个。其中,5万以下的袖珍县(市)有90个,5万-10万之间的有116个,10万-20万之间的228个。



这些人口小县,未来或许都将成为改革对象。



与山西精简铁饭碗相比,东北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日前,黑龙江省伊春市和齐齐哈尔市6个街道被撤销,并设为镇,这一举动被媒体称为“撤街设镇”。

事实上,几年前,东北就已出现更高层面的“撤区设县”。

2019年,黑龙江伊春市撤销了15个市辖区,新设立了8个县区。行政区划从15区1县1市,调整为5县4区1市,区少了整整11个。

长期以来,城市扩张一直都是主旋律,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街、撤村改居可谓屡见不鲜。

如今一切开始逆转,不仅浩大的“撤县设区”潮戛然而止,逆向的“撤区设县”、“撤街设镇”也成了现实。(参阅《1亿人,为何没有一座万亿GDP城市?》)

“撤区设县”、“撤街设镇”,意味着什么?

在我国的行政架构中,中央-省-市-县(区、县级市)-乡镇(街道)构成5级行政体系。



根据国民经略主笔凯风《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分析,县与区,镇与街道,看似级别相当,但无论是名称还是实际定位,都截然不同。

区和街道,都属于城市架构,深度融入城市的产业、交通、教育、卫生等规划中,多以二三产业为主,且村民向城镇居民的身份转型,得以享受相应的城市福利。

与之对比,县与乡镇,多属于乡村管理单元。

乡基本以乡村经济为主,镇兼顾农业和工商业职能,且财权、事权相对独立,虽然享受不到城市层面的利好,但如果产业基础良好,反而更利于自力更生。

同时,街道与镇设立门槛不尽相同。

根据黑龙江相关规定,街道人口及城镇人口规模一般高于乡镇,且财政收入、二三产业增加值必须位于区域前30%,而镇经济水平只要求达到50%左右。

所以,撤街设镇的背后,核心原因是人口减少,城市收缩,逐渐达不到设立街道的标准。

以率先进行“撤区设县”、“撤街设镇”的伊春市为例,2010年到2020年,伊春常住人口从114.8万人减少到87.9万人,人口下降23.45%,年平均增长率为-2.64%。

而在东北,除了沈阳、大连、长春外,其他30多个城市人口都在减少。



当人口持续流失,一旦低于设立街道的最低标准,撤街设镇,就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种种信号表明,城市正在从大扩张模式,转向“收缩”模式。

无论是超大特大城市,还是收缩型城市,抑或普通县城、镇街,都不能再随意扩张了。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要求推动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科学确定城市规模和开发强度,合理控制人口密度。

这是继“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严控撤县设区之后,对超大特大城市扩张加上的又一个紧箍咒。



早在三四年前,国家发改委就已发布文件,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随后,官方进一步发文指出,稳妥调减收缩型城市市辖区,审慎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

这些规定,正是中小城市撤区设县、撤街设镇等“逆城市化”现象的政策渊源。

与此同时,县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人口流失县城却受到诸多限制。

去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 ,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



这意味着,县城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口,人口流失县城的扩张之路就此搁浅,未来或将迎来新一轮收缩型的撤并潮。

毕竟,随着人口大盘见顶、经济高增速发展阶段远去,城市收缩现象只会越来越严峻,这在凯风《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有详细论述。

根据龙瀛团队的最新研究,2010年-2020年,全国共有1507个收缩的区县,占比超过一半 ,总面积为44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中国近46%的国土。


龙瀛团队:2010-2020年,中国人口收缩的县区市,新疆数据暂缺


以城市来看,全国共有266个收缩城市,与前十年相比,增加了86个,总数占全国城市的4成左右。

城市收缩之下,只有“瘦身强体”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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