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产业链配置转变中国可发挥哪些优势?
赵扬:应对全球产业链配置转变,中国可发挥哪些优势?
编者按: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推出“大国强链”系列报道,为供应链变革与产业安全发展凝聚各方智慧。
中新网12月25日电 题:赵扬:应对产业链安全挑战,中国的优势有哪些?
作者 赵扬 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
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是分工和交易。效率和安全两大因素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交易如何展开。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提升了中国产业链效率。改革,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化和产业集聚,释放了经济效率。开放,推动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配置,加深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之一。
然而,当今世界呈现出逆全球化的迹象,全球产业链的配置面临从效率到安全的转变。为应对这一转变,中国可以发挥自身在经济和产业方面的新优势。
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赵扬
规模优势
40多年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现在的优势则是规模优势。中国的规模优势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中国已经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链集聚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由此带来的集聚效应使得中国制造业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获得了很大的成本优势。基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收入也将持续上升,劳动成本优势将进一步消退。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由于规模经济而继续保持。因此,跨国公司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主要制约因素并非出于劳动力成本考量,而是一旦迁出中国后便无法享受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低成本。
第二,中国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规模。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还很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并不在意中国国内市场份额。但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居民收入持续上升,中国的购买力也逐步显现出来,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日益重要。因此,那些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份额的企业将很难全面迁出中国,尤其是把中国作为终端市场的公司。
第三,中国的规模优势还体现为人口规模。以创新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新增长理论,都显示人口规模本身具有促进增长的作用。其机制主要在于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人口越多的经济体,所享受到的正外部性也就越大。比如,创新人才很可能是按照一定概率在人群中出生的。人口多的国家,拥有的创新人才总数也越多,而创新人才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力量,因此人口多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机会就越大。
而且,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仍有扩大的空间。对比中国和美国的GDP空间分布发现,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单位面积上的GDP远小于美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故中国经济的集聚度相比美国仍有提升空间。
节点优势
中国在当今全球经贸网络中已经居于重要的节点地位。这种节点优势为中国在后WTO贸易体制下发挥贸易影响力提供了条件。中国由于在全球经贸中的节点地位,拥有大量的经贸伙伴,因此在后WTO的双边即多边特惠贸易协定的时代,仍将成为全球经贸的少数几个主导力量之一。
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节点优势,也体现在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对中国与各国进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产业融合度较深,但与美国、欧洲的产业融合度较低。
基于中国与亚洲邻国间深度融合的产业关系,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与亚洲邻国的经贸联系,使之起到“粘合剂”的作用,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这些“粘合剂”国家与美国、欧洲维持必要的经贸关系,以尽可能减小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效率损失。
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的相对优势
未来可能的逆全球化的趋势,无法改变人类技术进步的共同趋势。技术进步有各种方向,但是长期来看,存在两个明确的技术进步方向:一个是数字技术,另一个是绿色转型。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应优势,而且可以与规模优势和节点优势相结合,继续提高自身经济效率。由于中国的超大经济规模,中国在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过程中,将享受丰厚的收益,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数字技术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对横向分工(产品贸易为主)和垂直一体化(要素流动为主)都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哪一种力量更大,需要看产业中成本分项的变化。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数字技术会进一步降低信息成本,扩大知识传播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进而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这有利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
绿色转型,是人类为了维持必要的生存环境而选择的可持续能源使用政策。绿色转型,本身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干预行为,无法通过市场活动自发实现,严重依赖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同合作。因此,绿色转型本身就是延缓甚至阻碍逆全球化的一个因素。
健全的产业结构优势
规模经济的延伸是范围经济。中国经济由于规模体量大,自然容纳了更多的产业和行业。中国制造业覆盖了当今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产品。这种覆盖广泛的产业结构,本身就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提供了较高的保障。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仅全面,而且日益强健,众多产业已经实现了国产技术对发达国家技术的赶超。比如家电、挖掘机、高铁、光伏、电动车等产业,国产技术发展较快,国产产品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进口产品的替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大面积成功的国产替代,并非世界范围内的典型情况。二战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产替代战略均以失败告终。工业技术发展成功的经济,比如亚洲四小龙等,主要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国际市场取得技术升级和产业赶超。中国上述产业的成功赶超,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巨大的国内市场。
然而仍有一些产业,中国尚未实现进口替代和赶超,比如高端的机床、芯片等行业。这些产品的市场用户特征更为复杂,同时产品要求的技术积累程度深,牵涉的面也更为广泛,包括科学原理、特种材料、加工工艺等。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复杂性,使得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合作,不仅仅关于一个特定产品的开发应用,而是与之相关的创新体系。只有建立和完善创新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实现赶超所需要的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市场推广等问题。(本篇为中新财经联合中金公司推出的“大国强链”系列专栏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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